“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自2018年8月份起，全国生猪调运阶段性受阻，生猪跨省调运量大幅下滑。进入2019年下半年，跨省调运虽有所恢复，但国内生猪产能受损严重，市场活跃度下滑，市场生猪调运量已明显下滑。”某市场人士告诉期货日报记者。
据介绍，正常情况下，我国生猪跨省调运活动频繁，每年秋冬旺季调运量相对较多，夏季消费清淡，加之调运过程风险增加，调运量随之减少。其中，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四川和广东八省份人口集中，猪肉需求量较大，是我国传统的生猪调入地区。而东三省、河北、山西、安徽、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和云贵十四省生猪养殖量相对充足，为生猪主要供给来源地区。
“运输成本和生猪调运过程中的死亡、损耗是影响生猪调运量的关键因素。”上述市场人士称。
运输成本方面，在生猪运输过程中，相对固定的成本是运输成本，即燃油费。对于自己有车的中间商，除去燃油费，需要承担的是车辆的折旧费以及员工工资；对于租用车辆的中间商，在支付燃油费的同时，还要支付租车费，通常情况下，燃油费与租车费是同时支付的。
生猪死亡及损耗方面，在生猪运输过程中，1000公里范围内，正常掉膘损耗不超过3.5公斤/头。贸易中出现生猪死亡，由贸易商自行处理，屠宰厂拒收。因此，一般情况下，为避免长距离运输带来的过多损耗和生猪应激死亡风险，中间商的贸易半径多在1000公里以内，但当两地生猪价格出现较大价差时，为追求高额利润，中间商也会进行远距离跨省贸易。
但非洲猪瘟疫情暴发，显著增加了运输成本和生猪调运过程中的死亡风险。
“政策方面，为控制非洲猪瘟疫情扩散，农业农村部陆续出台了多项控制生猪调运的政策。”该市场人士说，目前，农业农村部实行的调运政策为2018年12月27日发布的《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农牧发[2018]23号），其中规定疫区所在县生猪不得调出本县，疫区所在省生猪不得调出本省。同时，农业农村部强调要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跨省（区、市）调运，提倡以省内屠宰消化为主。目前，生猪的跨省调运多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省内调运基本不受限制。
在调运政策的影响下，生猪调运成本显著增加。
该人士说：“2018年年底，国家为抑制活猪调运，取消高速‘绿色通道’，生猪调运成本增加。为了减少调运过程中非洲猪瘟的传播几率，农业农村部出台了严格的调运车辆洗消政策。根据车辆大小不同，洗消一次的费用在500—800元/辆，进一步增加了调运成本。”同时，为控制非洲猪瘟疫情蔓延，车辆改装也增加了运输主体的调运成本。疫情初期，国家发布了要求生猪调运车辆改装的政策，各类型车辆改装的费用为11000—21000元/辆不等，根据改装后使用的年限换算，每公里增加的折旧成本为0.25—0.50元。“所以，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过去两年我国生猪调运效率显著下滑。”
一方面，调运车辆一次全面的洗消、烘干需要至少5个小时，冬季北方气温较低，清洗、消毒液体结冰现象普遍，洗消时间增加，一次洗消至少需要8个小时；另一方面，生猪出栏过程中，为避免与外界直接接触，多数企业采用“二次导出”的方式，即外界调运车辆不进入养殖场，各养殖场配备专门的内部转运车辆，从栏内导出至距离猪场1—3公里以外的地点，再转运至最终的调运车辆上。在这一过程中，每车生猪（100—120头）上车时间增加2—3个小时。综合来看，每车生猪调运时间增加8—10个小时，调运效率大幅降低。
“调运政策引起的成本增加、消毒清洗等环节导致的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均使我国生猪调运数量明显降低，所以市场各方需要密切关注我国生猪调运数量的变化可能对生猪价格的关联影响。”该人士说。
